长江三峡旅游部落格

亲爱的家人、朋友：

今天是河上特殊的一天：从今天开始长江不再一样。三峡大坝将关闭合龙，闭水，为了它最后阶段的建设，包括建设五级船闸。在本月底，水位（目前已由2003年的10~20米达到今天的70~110米）将达到历史最高，大约接近150米，将淹没我仍见得到的两岸土地的30%。在过去的三周里，我和这些土地已有了感情，像我睡眠时的邻人，一起呼吸的人，可想而知在此生活了许多世纪的当地人是何感受。移民的人大多数已开始搬去重庆这类大城市，大约130万人、13个城市、140个镇、1352个村，不是搬去更高的山，就是大部分搬去中国其他地方，如广东。那里有中国1/3的工厂，人们担心他们不适应海边城市的生活，或一天24小时三班倒的工厂作息、贫穷、没有家、无根，以及犯罪增加的隐忧—我倒觉得美国的蒙大拿州似乎更适合这些移民。（译者注：蒙大拿是美国第4大州，人口数却排在44位，昵称“财富之州”，不收州税，除特定度假区收3%的度假税和4%的旅馆税，草原覆盖州3／5面积，除孤立山脉与河谷，蒙大拿州草原延伸到西边落基山脉，山雪融化后汇成河流经过本州—密苏里河与黄石河为主—黄石河从怀俄明州起源后向北流经蒙大拿南方的群山，成为草原河流，流域内建有许多水坝。蒙大拿有10个国家森林和13个野生保护区。包括冰河公园和西黄石公园。1862年，矿工在班拿克附近的蝗虫溪发现黄金，1864年，爱达荷的一部分分离成立蒙大拿地区，班拿克为首府，1889年作为第41州加入美国）

上周我和游客一起上岸去丰都的移民村。这是一个小城市，76万人。离重庆200公里不到。在那我第一次接触到旅游业对当地人的损害：这是由30名50岁以上的美国人组成的旅行团，许多人碰巧都是牙医，大部分在美国都有不止一辆轿车或公寓。第一站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一家7口人住，底层用作小杂货铺，乱糟糟的，商品无序地摆在灰尘很厚的柜台，但当我们上楼，穿过卧室和客厅去阳台，比楼下可漂亮多了，显然他们依靠展示他们的家庭生活而生，受雇于经营豪华旅游的机构，而非靠卖爆竹、快餐面和洗衣粉。在阳台上，旅行团将70岁的老祖母围住，她背很驼，忙出忙进搬长条凳、小板凳给这些美国胖子，微笑着回答所有问题，许多牙医与缺牙齿的祖母合影，分享这家人由河边自耕农“升级”为新城的农民小店主的喜事。有一个扶轮社的纽约人开始分发“I love NY”字样的别针和铅笔，给尚未宠坏的孩子们。但当我们临走，我回头看见老祖母脸上有很复杂的表情，就好像在河边的田里忙了一天，看来每天这样做秀是她的重负，他们失去了土地，其实正经历艰难的转变—向城里的生活。

昨天早晨，美丽的西陵峡晴空万里，阳光明媚。这是这9个月里，船员们最后一次航行穿越三峡东段。今天开始游船暂时无法通过大坝，只能泊在上水一小时的地方，这也意味着，从今天开始大坝满负荷运行，长江水位开始上涨。船陪对游客说，到10月中旬，我们的游客将看到全新的美景—更小的峡。

我觉得很新鲜—今天早晨，我们在卫星电视的三频道的BBC新闻里看到中国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获金狮奖—一部关于三峡工程的有争议的影片—《三峡好人》。

中国人相信五行是生命的基本元素，用以维持人类生活秩序的和谐。现在，他们似乎开始改变水元素了。无论如何，这仍然给我一种感觉，中国人也一样对可能降临的未来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永远爱你们的Philippe From：瞿塘峡。安娜号To：布鲁塞尔Sent：200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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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家人、朋友：

我正从维多利亚安娜号的办公室给你们写信，它正航行在长江上，我已有两周没给你们写信了，唯一的理由—适应船上的生活需要时间。按航程，现在我本该处于4小时的睡眠期—星期二晚是靠岸时间，一群菲律宾华裔（汉语只能讲福建方言，和台湾口音相近，讲一些英语）在午夜到达，精力充沛，我介绍游船信息，帮他们入住，占去大半个晚上。原谅我今天的信有点乏味，颠三倒四。这是我在安娜号上的第12天。昨天在重庆，中午我走进解放碑附近一家饭馆，饭桌的喧闹盖过随身听里恩雅的歌声，菜单是为多人一起吃饭准备，我尴尬地点了一人的分量，有两个人陆续加入我的桌子，但吃得很快，5~10分钟，一碗汤面，可能完全是红辣椒油，一笼包子，他们的眼睛始终看着空气或碗，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若是在布鲁塞尔，我会和他们聊起天来，但重庆的生活是无语的，我们的目光从不相遇，在3000万人中，我想有多无名就有多无名。当船停泊重庆，我在船的轮机声或者发电机的嗡嗡声中淋浴，我快习惯的那种地板或床垫的颠簸，没有了。安娜号有145间客房，可容300名乘客，每人花数百美元沿长江逆流而上，顺流而下；主甲板下还住着150名船员，他们的宿舍必须容纳4~8张床，每月挣50美元（作者注：实际上他们的月薪是450.500元人民币，2006年约50美元，可是小费好时可以拿到2000.3000元人民币），笑容始终在脸上—那种欢乐始终洋溢在这些中国青年的身上，而我每天头枕古老的江水而眠，呼吸亿万人呼吸了千年的微风，这一切在年底将会消失大半。

三峡是我们游船的主题—带游客观赏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美丽峡谷、悬棺，白帝城的岛城，岸边的神女峰。我的工作是填满我们卖给他们的那个梦，用三峡自然美景和人工的耸人听闻的三峡大坝。在2006年以前，水位大约10~30米。2003年，峡谷水位达到100米的高度，到2009年，“泰坦巨人”三峡大坝最后一涨，象征着大河之心深陷的文明的终结。175米的水位，使这些山峰如我在浴缸水里突出的膝盖那样屈膝可及。每周二晚上大约6点，平均有100~250名游客会从重庆上船，岸边有11或13个码头（迪克说，在9~10月间，由于水面变宽货运增加，码头会增到150多个，他是我的训练者和高级驻船代表），安娜号会向下水航行四天三晚，150名年轻美丽的船员为客人提供三餐和酒水，清洁他们的船舱和洗澡间，在晚上的无聊时光为他们解闷儿—第一夜：维多利亚安娜时装秀，第二夜：维多利亚安娜的夜总会风格的歌舞狂欢——船员在船的每一个角落对他们微笑，按摩他们，为他们照相，兜售中国油画和风筝，给他们做头发，扎针灸，对他们说晚安和早安，或“欢迎上船”，“一路顺风”，送他们上岸回家，风雨无阻。

每周五早晨，当上水的游客从湖北宜昌上岸，我们有空打盹或上岸吃个火锅（辛辣的中国干酪，加热熔化在辛辣的红油汤里，可以煮任何生菜）。每天我对他们正式微笑30多次，需要动用多少肌肉？“欢迎上船”，“胃口好”，“秀在8点45分开始”，“我喜欢您的衣服”，“你从悉尼、纽约、德国、意大利啥地方来”，Buena noche senorita（多美的晚上啊，小姐，西班牙语）。我的抱怨听起来也许太愤世嫉俗了，其实我爱这个工作，每个人都很开心。我们的船陪Daniel Li：在船上工作10年；运营经理助理Samson Yang：10年；我们前舱的美人——时装秀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女孩儿Flora Chen（我昨天听说她成了Daniel Li的女朋友）看起来永远沉浸在舞蹈的幻觉里，她在大堂卖纪念品；Christiana Chen（仍然单身）负责前台，尽管有千头万绪要处理，始终哼着歌。

这是我上岗的第二个班，此刻航向巫峡。回想我的首航—5天的上水航行不需要干任何工作，不用穿制服，像打发17小时时差调整的美好假期，一边观察Dike工作。

工作时我穿上POLO西装和白色长裤，没有条纹，没有帽子，没有水手服，我和一对在加拿大长大的时髦的华人夫妇交谈，他们现居香港；一个法国父亲带着女儿—他们家族已有三代住在毛里求斯；一对家住澳大利亚马鲁巴的夫妇，悉尼东南部郊区，3月我在那里睡过一晚；一对坏脾气但性感的意大利年轻夫妇，抱怨红酒和土豆片；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的金发女律师回忆飓风卡特里娜之后的城市重建（本城的爵士音乐家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捐赠的乐器！）；一个长期独居萨尔瓦多城的父亲，他的妻子和儿子安东尼奥自从1970年代，就住在洛杉矶，描述了他的美国梦：“我妻子的家庭希望她今夏可以回家，但我告诉她在萨尔瓦多没有什么可看，可做。”

今天是我第二次上水航行，少见的事发生了：竟然没有一个游客！有时夜深人静，我会听法国歌手CALI（我在布鲁塞尔的“咖啡的颜色”音乐嘉年华发现的歌手），看看我拿的小红本子——《欧洲社民党手册》附赠的一个小红色笔记本—上面记载着7月18日在“乡村后家园”餐厅楼台的橡树下，朋友给我留下来的祝福及签名；有时也忍不住想起我上半年每天骑车穿越的布鲁塞尔街道的名字——从“树林区”的Berkendael路到地铁Maelbeek站旁边的香港办事处上班，我想家，想我心爱的布鲁塞尔。

永远爱你们的Philippe From：丰都。安娜号To：布鲁塞尔Sent：200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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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家信的作者邹宏平是比利时华侨，2006年应聘上船，毕东江老板也许看中了他多语言多文化的适应能力、年轻和人类学专业出身的对细节的注意和善解人意。但这些英文信写于2006年夏至2007年夏，表达了作者在船上的苦闷、寂寞和中国背景下，自我身份的焦虑。

三峡大坝从2006年夏末开始合闸蓄水—这时邹宏平第一次来中国大陆，干他第一份工作—在长江上—在美国维多利亚游轮上担任驻船代表。

这一职位是沟通中西的角色，也是这些“美国船”在中国内河保持“美国特征”的重要元素，一名中国船陪告诉我，“西方游客必须看到有一两个西方人在船上才觉得安心，尽管中国人的团队已经完全能够保证服务”。

就我观察，驻船代表更多的作用是他的象征意义，他们并不需要刻意地本地化，不需要学中文，一个地道的纽约人在船上仍以他地道的纽约形象讨好。

邹宏平看起来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西方游客经常质疑他的身份，将他和挣取小费的中国船陪弄混。在这些信里我们将看到他几乎每次都得对顽固的游客仔细解释一番自己无根的身世，却又不愿多言。

邹宏平1976年生于非洲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父亲是台湾中央社驻非洲记者，母亲是驻欧洲的外交官。父亲与母亲在1970年代于台湾辅仁大学学习瑙鲁文时相识。父亲的家族于明末迁去台湾，母亲的家族于1947年从沈阳南下赴台。“母亲也算是外省人嫁了原住民……”—我们继续谈下去……作者就读人类学硕士期间写过一篇60页的论文，论台湾民族族群融合的活力，论陆续迁入的外省人对台湾社会政治的影响，作者当时认为，在台湾，国民党一直试图继续本地化，但从原住民来说，这种面向外省人的开放性到2001年民进党上台就终结了。

其实一家人大部分时间浪迹天涯。习惯以世界为家的父母教导两个儿子：（1）思想一定要自由；（2）不要轻易对任何地方有归属感。（3）不要信教；

邹宏平是次子，在非洲长到9岁，非洲湿热的气候造成了他的中耳炎，有时抱怨自己的听力，他不喜欢中国饭馆的嘈杂，但颇沉湎于任何地方酒吧的气氛，城市中产的趣味，在世界范围有最大的共性。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今年8月中旬的上海，在上海比利时人最喜欢聚集的安亭路建国西路口—露天的棉花酒吧。这是一种比利时啤酒促销期的最后一天，酒吧里泡沫丰富，每个人都像在漱口一样认真。天气闷热，数种有翅膀的小昆虫从树上落到酒杯里，空气到处都是断了的虫丝，黑色的车逐渐包围了酒吧，比利时人看他们的一场奥运足球赛，露肩的老板娘去每个桌陪酒，笑声清脆，每天打扮成渴望接触老外的小妞，但又忍不住露出久经沙场的泼辣，最后没有人想碰她了，转播来自网络，老是卡，这场比赛在上海举行，后来，比利时赢了新西兰，戴牛角的红魔们从银幕后面的汽车里直接走出来，在酒吧里越来越多，纠缠不清，晃动的身影像丛林。

这个看来文弱的华人青年，有些自相矛盾地，在他宣称亲切的白人中反而显得有点不安，因为在这些家书里，他表达了他对布鲁塞尔的眷恋，比利时和他仍是最表层最直接的情感关系，就像情人，那天夜晚他也说：“白人从不会主动和一个黄种人打招呼。”他本来说有一群老外朋友会一起来玩，和我喝酒，但是并没有。也许周围陌生的人群就是他所说的朋友。

这时他似乎感到某种压力—某个熟人正一边逼近却还一边对他视而不见，他实在忍不住，起身主动和他用法语寒暄—这白人比利时参赞像惊醒一样也认出了他，同时开始费劲地，在我们这些中国人堆里继续分辨熟悉的面孔。

那一瞬间真像考验人的定力的游戏，谁主动上前谁就输掉了自尊。“我们是无根的人，好处在于思想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有多个面孔，我们下意识地会模仿任何人，取悦别人，like a whore.”他神色晦暗地说—这情绪多少和他刚接的一个电话有关，似乎是法语，似乎在和老板争论，他目前在上海一家比利时外贸公司工作，“压力非常大，不能耽误了发货。”

“讲中文我弱一些，我讲法语的时候，性格要强硬一些。”他说。

“为什么不在船上干了？”

“看我的家书就知道。而且我想在上海做一些实务，在中国。”这口气就好像一个奥运选手—“体育不是事业。”但他在船上得到了爱情，他们的生活空间有限，选择也很少，而他显得很特别，又很平易，“她的上司和她有过节，而我能管她的上司。我像一个好心的上级。”她就是信中提到过的前台能干的Christiana Chen，家在湖北的老河口，是一个地道的湖北女孩，“她很少像我那样想太多，她觉得，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是现实，可以很自然地接受。—她也许影响了我……不，我是学人类学的，我一直认为，任何国家的任何做法，放在文化之内，都有其合理性。”

这些关于长江的家信，我个人认为，并非最宽广最全面最深刻的视野，它甚至有些固定的成见如火锅底料没有化开，但起码代表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对事物正常的看法（包括正常的偏见）……以及作为局中人悲与喜的正常反应。反思事物也许是最困难最高雅的理解事物的方法，模仿次之，亲身经验—则是最痛苦的方法。

来中国之前，他一直在法国为一些非政府组织当政治说客（lobbyist），为了法国农民以及外来移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游说于左翼政党之中（之前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念政治学，他觉得自己没学到什么，但第一堂课就划分了他的肤色、种族、性别甚至党派—美国人如此重视他们两党的差异，在旗帜更鲜明的中国人看来难以理解—他自动地将自己划入弱者的阵营）。

他曾喜欢把他要游说的内容包装得很漂亮很得体很委婉—很难说这一点来自中国人的性格还是文化无根者的不自信—但他的法国上级认为这些繁文缛节毫无必要，他们似乎更喜欢以欧洲人古老的直率去生磕那些政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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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在仁安悦榕庄读到11期《生活》，主打“长江家书”，那是我读过的《生活》里最好的一期，《三峡家书》一篇两万多字，先后完整看过两遍，昨晚车上重读，内心还是起伏不断，很难受。大一大二那两年，曾换过不同方式走三峡，大一寒假那次，打定主意要走，长沙到宜昌，是站了一个通宵过去的，并不觉苦，那时宜昌到丰都的学生票价92元，我对钱一向没概念，但这个数字偏偏记得清楚，那是我第一次完整的走三峡。对于一个在长江支流看着山、看着河、看着峡谷长大的孩子，三峡的风光即便在第一次也并未吸引我，每条支流都比那漂亮，但是游船上是一个十分丰满复杂的社会，从那时起就感情复杂。之后在不同季节又走过几次，03年，岸边各大城市开始有变化，但我将它遗忘了。直到看到这篇《三峡家书》，所有记忆和情感都被勾了出来，7年以后，客船不在，当地人不在，只有外国人乘坐豪华游轮观光。而我，这次将乘坐最豪华的那艘，以特殊的方式和身份进入，这些年我小变，三峡大变，整个社会大变。此刻，我坐在大连的海边，却深刻地摸到了三峡的疼痛，景观的，文物的，那些丢失家园的，我这样丢失记忆的，还有船上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三峡家书》是真好，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希望人们都来完整地读完它，对于那些未曾去过三峡，也对沿途了解不多的人，不知道是否会对我自以为深沉的忧伤表示厌恶，不管了。

文章全文转载，如下：

船

维多利亚诸游船是文革之后外资第二次在长江上进行的旅游冒险—第一次是林德布雷德公司的长江“远征计划”，在1980年代初，租下毛泽东曾乘坐的国宾轮“昆仑号”。林德布雷德公司以组织权贵去未知自然冒险闻名世界，并提供奢侈的生活。它的长江之旅通常由一个30多人的小团组成，其中不乏美国前国务卿和总统胞弟以及哈根达斯创始人之流。那时在中国旅行仍然像印第安纳。琼斯的冒险，但是“经营长江游船的一系列管理及服务配备上的复杂问题，特别是与当地机构合作的难度甚至险过三峡的险滩”。到1980年代末，林德布雷德停止了长江上的航线，尽管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南极）的探险仍在继续。

1994年，做胶卷起家的美籍华人毕东江看到林德布雷德之后，长江上的中国旅游船残破不堪、设施陈旧，便在重庆创立维多利亚公司，与国营重庆长江轮船公司签订了“十年租船”协议，组建“维多利亚系”豪华游船队。这些船有的在重庆、武汉、江西制造，有的是长航集团的老船改造，此后这些船在中国经历了复杂的由托管到收购的过程。

毕东江重新找回了当年林德布雷德公司长江航线上工作过的美籍船员十几人，包括那些水上娱乐家、水上钢琴师。我采访到的80岁的美国人—来自新墨西哥的西班牙后裔—“老山羊”厄尼，就是这两代长江豪华游船的见证者之一。他曾在二战服役，之前他曾在横跨大西洋的伊丽莎白游轮上为梅丽尔。斯特里普伴奏，并曾为一个日本女人堕入情网。

维多利亚北斗号的樊船长是长航重庆公司的下岗船长，是一个目光机敏的中年人，甚至船已靠岸许久，他还会下意识地警觉秭归江面那些因江面变宽而造得越来越大的横渡的私人货船。之前开的是江渔号客轮，当年常常停泊在汉口13码头，他常常路过那里，看到那些破旧的客轮。他说，他太老了，不能考海员了。“中国船长比美国船长要谦和得多，他们竟然在水手中生活，同吃同住。”老厄尼说。

内河游轮的小社会没有海轮那么复杂，航行周期没有海轮长，并有更多与岸上的沟通使这种旅行幽闭的魅惑减少了。老厄尼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浪漫孤独的气质，他更多地在尽一个百老汇风格的娱乐总监之能事—在三个晚上的旅行中，他利用这些流动的酒店员工本身的英俊和美貌，发明了两个晚上的娱乐，让西方游客打发无聊的夜晚时光—“这样空洞无事的时光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活动过后，船上的可读的生活仍然显得很单调，很多时候也并未看江水，一个卖风筝的武汉女孩，他们在欢迎会（有些内向的樊船长矜持而努力地模仿美国船长的风格主持）上吹嘘她来自风筝世家，其实并不是，她不属于船上的员工，受雇于一个个体老板，和其他人非常陌生，虽然总是抓壮丁去夜晚的舞会表演；其他女孩儿都来自四川；一个苏南来的画家长期驻船以工笔糊口，轻贱自身的作品，目光厌倦；时常在酒吧做出喝酒的姿势，却滴酒不沾，显得既自卑又骄傲；一个湖北医生，痛恨早晨必须起得最早，教老外太极，除非他们需要按摩和针灸，他就不再走出船舱。船舱的确诱惑人幽闭，我很少看见他的踪影，但靠岸宜昌的时候，却第一个开小差。

维多利亚公司似乎比林德布雷德更懂得与中国打交道，在经历了1990年代原罪一般的扎根过程（低价收购国有船只、股权接管过程中与国有企业职工发生的纠纷、内河航行资格之争以及纳税等问题……），但在这中国资本急于变现的时代，如今一切都摆平了，美国国旗的星星安然包在圆顶，犹如网球手阿加西脾气变好之后的头巾，气氛安宁、单纯。

我在岸上采访了一个船陪何昌胜，他充满热情，甚至在船上开设了“现代中国讲座”，在讲座中的PPT里，他讲述他作为一个四川农民的奋斗史，他是我见过的最强烈想把现代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最有追求的导游，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工作，他认为Simon Winchester比Peter Hesseler对中国的思考更有历史感，更宽容—对中国的好感也更明显—尽管何仍以小费为生，在生活中有许多问题，是一个很累的年轻爸爸，往往需要在夏天的夜晚，靠在船舷，聆听老厄尼这样老派正统而又对中国没什么严肃看法的“老人的智慧”、“西方的智慧”，“这其中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让我想起《银色的旅程》这本书。

船泊丰都的时候，我访问的另一个船陪小伙子宁可，不如何昌胜对政治感兴趣，一将客人交给岸上的导游，他就在空酒吧里复习准备考研，今天露出水面的台阶是237级，客人们得爬上好一阵子，他更喜欢跑更无聊更漫长的长线，只有少数外国人会感兴趣，从武汉到上海—长江中下游那一段更加不言自明，更平淡，不如附近的杭州，也没什么可说的，那只是一段需要打发的空闲，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书；同时，也是在这个酒吧，客房部和餐厅的美女，无声地排练着晚上要演出的千手观音，“老山羊”厄尼的创意使她们更辛苦地义务劳动；而在船体外部，四个19岁的水手正悬吊在绳子上或者借着相邻的船只支撑身体，给船及时补漆，40多岁的水手长刚刚带领这些看不见的男孩在岸上打过篮球，浑身汗臭，沥青一样往下淌，他们一上岸就会强迫自己去运动，船对于这些肌肉黝黑结实的人来说，是流动的机器监狱。

旅游业整体繁荣但不再奢侈，大量的内宾涌入，更少的小费，更嘈杂的气氛，麻将，那点模仿海轮的西式优雅没有了，尽管走的时候，小费箱大得可以堵住门……以及中国企业重新对美国船发起的反竞争—时时有更大更气派更多外国厨子的国内公司经营的改造船，在停靠码头时，像奥运开幕式的阵容一样欺近……当然，还有—大坝蓄水和移民之后，长江三峡那更有限的风景，掏空的生活，重写的导游词……这一切使这豪华的长江之旅显得更加像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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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居民都住在山脚，那时大多岸边城市都是这样的：码头，然后是老街和石板街，之后才是城市主体，在码头和城市之间，有一段过度的缓冲地带，现在的新城市看不到历史的痕迹。大坝修建后，航道开阔辽远，万吨巨轮直达重庆港，隐隐青山后面，都是新建的现代工厂和一座座新兴的城市，三峡迅速从一条抒情的河流直接进化为繁忙的后现代航道。而沿线城市和他们的居民，也迅速学会了参与到这个集体的狂欢中来。岸上的大多城市，都充满了暴发户的兴奋气质，充斥创造力缺乏没有特质的城市复制。这些城市既梦想拥有那被淹没的历史，又梦想拥有奋进而爆炸式发展的未来。河流沿线都有民居，散乱分布，形成一种强迫性景观。在放弃了古老的生存方式之后，旅游业成了他们新的生存方式。

然而，库区内的雾气较以前更浓，清晨时，青瓦白墙和茂林修竹在薄雾里若隐若现，青山绿水仍然有山水画的气质。三峡以另外一种新的景观和生活方式取代了以前的样子。而今，山上的植被其实更好更南方更茂密。春天江水很绿很满，而且垃圾少了，以前水位线涨退，留下了一些裸露的部分，现在全都被水淹没了，水面之上全是绿的，以前的山脚太过贫瘠荒芜。所谓传统，所谓水岸生活，不要总是盯着被淹的那部分，现在山上的村庄还在，山区生活并无太大改变，这是我的家乡，在走过那么多地方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熟悉的场景，觉得传统还在，意境还在，水岸生活还在。

在船上时，我反复听《三峡回声》，音乐里有古琴，有大钟，宽广的悲怆，作为一心想要欣赏壮阔的美景的旅行者，我们沉浸在一个其他人被指定为居住的地方，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里充满各种快乐，任凭其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然而我想，对一个地方而言，仅仅看过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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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之后，两岸景色也越来越有限，未来的三峡旅游出口何在？

严鹏说，或者走长线，专为那些只是为了坐船放松休息的人而言，线路越长越好，长江上手机和网络都不太方便使用，长线可以使他们得到彻底休息；或者走短线，针对那些只为了来看三峡的人而言。所以工具可以改乘快艇，线路则由最初重庆到武汉，变为重庆到宜昌，而今则是万州到宜昌，并且有航空公司一起合作。但目前走长线（重庆至上海，行程一周）的只有“王子号”，每个月仅有一两个航班，短线的似乎日益盛行，“但那样太仓促，我不喜欢。”

20多年来，三峡旅游已经十分成熟稳健，但与此同时，产品本身没有新的开发好包装，虽然建了很多船，船的硬件也不断改进，但是岸上风景却没有跟上。谈及三峡的未来，他有些悲观，然而，他说他这一代人（七十年代出生）对物质没那么多追求，比之前的人更渴慕文化，“我们这一代有希望把三峡变得更好。”

从长远看来，最好的是开发深度的支流产品。严鹏说，在三峡这样一个经典而传统的线路上，之前的人们一直忘了开发那些和文化相关的产品，“人们对自己的文化不够了解，也不够重视。”他曾花大量时间找寻重庆市内石桩（栓船绳的地方）的位置，以此考证重庆水位的升降，发现重庆的市中心离码头越来越远，这个城市的码头气质越来越淡，但是“重庆其实很有文化，但没有人知道这些。”

其实，不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这样想。

我在武汉见到东方皇家公司的董事长郭先生。他生于五十年代，却有同样浪漫的理想。年轻时在银行工作，后去法国留学，法国人视度假和旅行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的生活方式，对他影响深远。他曾翻阅了很多书籍，最后发现英国人最习惯水上生活，“因为它们自身是岛国，经常出海，大海景致单调，但是他们很喜欢，我觉得很浪漫。”最初创办东方皇家公司，他就抱着为中国人创造一种新的水上度假方式的理想。

而在他看过的书中，他记得最清楚的是1996年出版的一本《亚洲大趋势》，里面讲到亚洲人开始乘船旅行，书里提到了三艘船，一艘新加坡的，一艘日本的，另一艘就是“东方皇帝号”。作者说，亚洲人不再把船作为单纯交通工具，而是旅行享受。五星酒店只能吃住，但是游轮还可以玩，“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郭先生是很浪漫的人，身为长江上最豪华游轮的董事长，他却对民间气息非常衷情。他说最怀念以前石宝寨下的一条老街，每逢赶集，当地乡民便聚集于此，有人卖卤肉，有人拉二胡，“街面上空飘着一层微微的雾，川东那种刚刚好的潮气，使那条老街上的人很有古人的味道。”可是老街后来很快被改建得很新很阔绰，和任何别的仿古街并无区别，“意义全无，很多人对当地经典了解不够。”

但是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他却尽量做得更好，以前东方皇家的船只喜欢带客人去小三峡，但是后来游客越来越多，商业气息越来越浓，他们便改去神农溪，他们刚去时那里人还很少，“我们坚持用小船，并且要求船夫开到尽头有溪流处，那样可以看到纤夫，那才是最当地的。”

虽然目前三峡旅游形式大不如前，但是关于未来，他有不同看法。他说在全球的大江大河中，只有长江有这样的峡谷。而在国内的众多峡谷中，只有三峡有这样浩瀚的气势，而且沿途还能看到西部山区原生态的生活。在国内的几条经典线路中，丝绸之路和青藏路都很艰难，更适合背包客，只有三峡有豪华游轮，可以创造一种舒适的度假。无论如何，三峡都是一条是非常经典，也很成熟的线路。“这正是三峡转型的时候，如果以前属于年轻人的探险型旅行，现在更多属于中年以后的度假型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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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我曾问自己，为什么要去三峡？现在长江沿岸公路铁路都已有了，三峡交通运输的功能被替代，而观赏性的功能，又因为三峡工程而大为削减，那么三峡现在的意义何在？

在有三峡工程之前，三峡一直是很古典的、诗人的、封闭而鲜为人知的，那是单纯的景观、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三峡。三峡工程之后，它渐渐变得喧嚣，在景观之上，附加了太多经济的、政治社会的、生态环境的意义。但是三峡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个情节，而今，长江上最直观的印象却不是两岸景观，也不是那些附加的意义，而是江面上往来无数的游轮，它们在努力用三峡单纯的景观和附加的意义来吸引游客。

但游轮的市场不容乐观。在在游客进入三峡前，三峡上的游船主要用于领导人和外事接待，完全是参照国外豪华游船的格局设计的。最早的昆仑号上便设有总统间，后来慢慢增加公共空间，酒吧、舞厅、健身房、图书室、观光甲板等。三峡旅游之后的20多年来，游轮朝着豪华、大型和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游轮数量也越来越多，但并无统一市场集中管理，分属不同公司，而且分属重庆和湖北两个省。

2002年之前，借助三峡工程，三峡有各种造势运动，游客市场广大。但2004年以后，三峡工程平稳发展，三峡游随之骤然降温，不少涉外游轮停运，国内普通客轮情形更惨，武汉客轮早在2000年就已倒闭，重庆客轮目前也亏损严重。

在重庆时，我采访了一位长航的资深员工严鹏，他说上世纪90年代是三峡游最为火爆的时期，那时一个导游一趟行程下来，最多时可以挣到13万。挣钱太过容易，使得很多年轻人变得浮躁，整个旅游市场也并不规范，今天旅游业形式严峻，他们难于找到方向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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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前的最后一站是三斗坪，我们下船参观三峡大坝。导游用一大堆背熟了的科学数字来证明三峡工程的伟大，她说三峡工程最大的功效不在发电，而是防洪。上学时，我曾修过一门“历史灾害地理”课程，对长江历代洪灾稍有涉猎，汉代以来的2000多年，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次特大洪水。来自荆州的导游，关于家乡，她记忆最深的是1998年的大洪水，“那一年我上高中，亲眼看见很多房屋和田地被洪水卷走，洪水突然袭来，翻过荆江大堤，翻过很多房屋，无数人因此家破人亡，现在想起来很害怕。”我们这些只是沿途观光的过客，也许并无资格来随随便便的轻松的评判三峡工程是非，那些真正和三峡相关的人，他们才有切身感受。

路过柑子溪时，岸上有人在裸露的岩石上招手，他们在等着过岸，在春天温暖的太阳下，一个因为码头兴起的小镇，码头边是做柑橘和茶叶一类小生意的村民，再次摸到那些卑微的日常的快乐和平静。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每个小人物都有切肤的感受，并因此有自己的评判。

出三斗坪后，迎面而来的宜昌显得异常开阔，终于走出那个有些逼仄压抑的峡谷，太阳温暖湿润，有重回人间的愉悦。西陵峡至宜昌这一段的景致风物，是我最喜欢的，上游城市太过魔幻，而两岸风景缺少人的搭配，这一段有青山绿水，从山顶一路拖至山脚，也有人间生活，村庄和山地嵌在绿树之间，嵌在山腰和山顶上。

宜昌是个漂亮的、环境舒适的小城市，街道干净，天空明朗，没有上游几个城市的阴翳感。城市只高出江面水平线一个堤坝，老人们在江堤的梧桐树下跳舞，年轻人在长满青草的岸边谈恋爱，小孩子都在河边放风筝，有鼓风机一般的气球装东西漂浮在空中。对面秀丽的青山凹凸有致，并且连绵不绝，一字排开而去。

回望三峡方向，在晴空万里之下，无数形状各异的山峰由远及近地拉伸开来，如果在雨天，便是一幅大手笔的泼墨山水。从三峡出来，我恍惚间觉得宜昌是一个理想中的江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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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即将上岸，今晚船上准备了浓重的告别仪式，包括“皇家欢送晚宴”和员工晚会演出。在晚宴上，包括Bill在内的所有船上员工都穿上了唐装，所有西方客人也都极为配合，包括四岁的小孩儿都穿着从北京或者西安买来的唐装。

来自美国的Scott担任船上的娱乐总监，整台晚会由他负责。他曾在北京担任新东方老师，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会刷中国魔术，他懂得如何用恰当的方式取悦大家，开心地在尽一个娱乐总监的能事，在两个晚上的旅行中，他利用这些流动的酒店员工的英俊和美貌，发明两个晚上的娱乐，让游客打发无聊的夜晚时光。

演出都是非常中国的内容，男孩子们摆弄狮子，女孩子们跳千手观音，穿旗袍，唱《茉莉花》。每个员工都有英文名，他们年纪都很小，很多孩子都不到20岁，演出自然称不上好，甚至稚嫩，但那群漂亮、认真的孩子，以他们的真诚和天真打动了大家，也打动了我。客人们都很开心，那对荷兰夫妇喝着红酒跳起舞来。

对尚未涉世的他们而言，船上的生活，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是很新鲜很有意思的。当然，船上生活枯燥，在不工作的时候，他们的活动空间仅限于一楼员工宿舍，忍受狭小空间内的单调生活，这对年轻的孩子而言，无疑是最艰难的训练，所以每次上岸时，不管多晚，他们都会跑到岸上城市呼吸陆地的空气。但这毕竟不同于海上航行，航期短，隔几天就可以上岸。而且这里至少可以学习外语。和驾驶部的员工一干便是二三十年不同，酒店部的孩子们经常在外语学得差不多时就离开船上，改去岸上工作。也有其他出路的，比如一个荆州学艺术的小男孩，刚来船上工作时只是打杂，后来慢慢学习英文，并学会了魔术表演，很讨人喜欢，一个美国老太太极力让他去美国，并为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虽然最后的结果仍以失败告终，但老太太让他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和他最初的艺术专业相关的学业。河流带走他们的命运，他们却把梦交给了游客。

那一夜，我们停在三峡大坝等着过闸，屋内歌舞升平，窗外山水层峦叠嶂，不是那种一层层的群山，而是在瞳一个水平面拉伸面开来的舒展，其实，传统山水画的意境仍然在。只是，三峡真的已经从探险地，彻底转变成了度假地，这在长江探索号上有首要的和直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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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巴东时也是大雾，城市悬挂在云雾缭绕的山腰，怪诞而神奇。我们过长江大桥和巴东大桥，换乘小船前往神农溪。在小三峡渐渐热闹以后，长江探索便选择了这里，Bill总是想让人们看到更原生态更真实的场景。

神农溪由龙昌峡、鹦鹉峡、绵竹峡组成，一直溯溪行，可至神农架。沿途有当地导游陪同我们。导游中英文都非常好，刚下过雨，太阳很好。同船的荷兰夫妇很好玩，妻子问船夫会不会游泳，船长说会，“哦，你不是旱鸭子。”引得大家哄然大笑。她说他们夏天还来，“我会穿比基尼来，和你们一起游泳，很感性。”她把“性感”说成“感性”，又惹得大家一阵笑。船长很帅，土家族，在我们的煽动下，他开始和别的船攀比船速，并和导游合唱山歌，《采茶歌》，《伙计歌》，《唱尽山歌送情郎》，我能体会到他们多年后慢慢适应新生活的宁静，心底开满卑微的细微的快乐，山里生活的鲜活劲儿重又浮出水面。

整个神农溪就像一个绿色的幻境，湖面平静如的碧波。到绵竹峡必须换更小的船，在峡谷尽头，终于看到了怒涛急流，这才是河流本该有的样子。一条瀑布从一边山谷奔泻而出，水雾弥漫挡住整个峡谷，小船不得不拐到另一边，水花溅进船舱，近距离看瀑布感觉象电影中的慢镜头，像静止的一样，又象烟花突然爆发又迅速消散。

导游陪同我们，她做了10年导游，她说虽然三峡工程提供了各种便利，但是“作为导游，我还是喜欢以前。”以前神农溪水深不到一米，那时上游的人们来巴东，因为水浅，回程时必须纤夫拉纤，因为峡谷非常高，纤夫的声音“如空谷绝响，盘旋在山谷中，久久回荡，永生难忘。”现在神农溪水深60米，那种空谷绝响再也没有了。当然，她有更现实的比较。以前导游很热门，挣钱很容易。而今，陪我们走一趟需要三小时，工资是28元，而且，小费明显少了。如果碰上冬天停航，她们也就只能呆在家里闲着。

虽然最初的峡谷景观不在，但传统的山水意境还在。两岸的山体就像一副大织锦画，在繁复的图案下编织美梦。一座寺院贴在水面上，山包长满了各种庄稼，有的直接落入水里，也有颜色不同的田地嵌在山顶，极为动人。云雾在山脚、山腰、山顶和天空之间互相乱串，雾里是深浅不一的各种绿，山涧如白练，从一大片绿中垂泻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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