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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很早就引起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的关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争大多利用三峡军事地理位置为走廊，而一举夺得天下的。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在全国军事大势中有“重中之重”之优势，这一区域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的作用有史可鉴。对三峡的战争作用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与中原战争相类比，而应始终把它放在天下大势中来考察。

地理位置是指地表上某一地理实体与其他地理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地理位置的含义较广，其对军事影响较明显的是自然地理位置和国防地理位置。自然地理位置是指国家和地区与其外在某些自然事物的空间关系。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的前提，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必要条件。它直接影响到军事编制和兵种甚至国家的防御政策。

长江三峡处于中国长江中、上游交接之地，东出有长江水道，顺流可到江汉平原及江南大地。东北部有巫、巴山脉环绕。西部有川江、嘉陵江之险，以及成都平原之富。北部有汉中，能通中原，进关中。同时，由于山高水险、河谷幽深、关隘丛生，三峡又具备与外界阻隔、封闭的条件，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三峡区域从人类迈入文明之时起战争的烽火就频频燃烧，其战争的地域特色十分突出。三峡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军事文化形成的“天然舞台”和“土壤”。

三峡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区域内通常采用水战和山地战的战争模式，决定了其区域内通常使用舟船、弓弩、浮桥、寨堡、关隘等天然武器和工事，也决定了三峡区域的割据者的战略格局只能是防御为主。

国防地理位置是指该国与邻国的空间相对位置或相互关系。这主要是从该国与邻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异同、国力的强弱和外交关系如何等方面去衡量。它是国家制订国防政策、战时兵力布置的重要依据。本文所涉及的“国”，为中国古代的中央王朝及方国。

三峡的地理条件在中国军事大势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地势险要来说，中国古代惯讲“山川都会”的有山险可恃、有水可凭的战略要地不少。其中，关中的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河北的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封口、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长江下游的京口(今江苏的镇江)、广陵(今江苏扬州)、历阳(今安徽和县)、钟离(今安徽风阳)、寿春(今安徽寿县)、山阳(今江苏淮安)、盱眙等等，都是山川形势险要的军事重镇。饶胜文先生在其《布局天下》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九大战略要地”———关中、河北、东南、四川、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1]把三峡军事放在中国历代军事大势中来看，它直接涉及的军事范围是长江流域的四川和湖北，而间接涉及的军事范围至少有关中、汉中、东南。也就是说三峡军事在全国军事大势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涉及到九大战略要地中的五个。

其中湖北有三个重心：武昌、襄阳、荆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言：“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长江三峡据湖北襄阳南进之道，是荆州、武昌之上游，无论以天下言、以东南言、以湖广言，三峡的战略位置都是重要的。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有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流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东面为水道，时长江航行甚难，人们常借助古夷水(今之清江)东出。马征麟在其《长江图说》中云：“夷水首出鱼腹(今奉节)，江尾入夷都。古代巴人入楚，避三峡之险，皆由此路。”可见，古代三峡之险要及江道航行之艰难；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向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经奉节古夔州之门户奉节和瞿塘关(亦称江关、捍关)；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剑阁为其门户，经剑门关。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通。对于四川来说，汉中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全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随着历代王朝的统一事业的发展，三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被日益认识。特别是巴蜀富饶的物质，更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秦人并巴蜀，益以富强。汉开西南彝，边壤益斥。天下有事，奸雄辄睥睨于此。诸葛武侯言：“益州隘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张华言：“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晋元康以后，其地入于巴氐。咸康七年，慕容使刘翔至建康。翔曰：“今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且当从事巴蜀。一旦石虎先入举事，并李寿而有之，拒形便之地，以临东南，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太元三年，符坚遣兵寇襄阳，既而欲自将攻之。梁熙谏曰：“晋江山险固，易守难攻。必欲廓清江表，宜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盖东南襟领，尝在巴蜀矣。”后唐同光初，荆南帅高季兴入朝，唐主问季兴：“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曰：“宜先伐蜀。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宋人牟子才言：“重庆为保蜀之根本(注：此就江道言之)，嘉陵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然而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宋人保东南，必先巴蜀。及巴蜀残破，而东南之大势去矣。”